……我以笔记本遮脸仿佛遮挡太阳般遮住了我不合时空源源不断的泪水，全身心感到了酣畅释放时的轻松。这时，听到有人在喊“报告”，泪水一下子止住，耳朵竖了起来。
那人的报告内容是请师长速去某某地方。
“韩琳，我去了？”我听到了姜士安这样说。我用力点了下头。他接着又说，对前来报告的那个人说：“送韩编剧去军分区招待所，要有干部带车！”
然后，他走了；然后，我走了；然后，我们在九江再没见面。
我是在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封堵成功后的第三天离开的，走前打了他的手机，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们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现已全天二十四小时驻上了长江大堤，严防死守。电话中传来一阵又一阵“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不知是风声还是水声。想起大堤那裸露的赤热随时可能崩塌的脆弱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保重！”
“好的。”
我于离开九江的当晚抵达北京，单位派专人去机场迎接并设宴接风，由领导亲自陪吃陪喝，我成了抗洪英雄。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父与子》，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话剧里的父亲是退下来的军长，儿子是现任的师长。人常说父子是天生的仇敌，这一点在这一对父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几乎在任何事上意见相左，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同时深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这母亲就像是我的母亲，通达，睿智，坚强，是这个家庭实质上的核心。后来儿子奉命抗洪，当在电视中看到似是儿子的一个人跳入水中再也没能露面时，母亲心脏病突发致死。为不让在前方的儿子挂牵，老军人将这消息对儿子进行了封锁，儿子每次打电话来问候妈妈、让妈妈接电话，老军人都得使出全部气力说谎搪塞；后来儿子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为不让父亲知道他已知道，每次通话也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父子二人在共同的大目标大背景下同情共苦相互欺瞒相互体贴终使父子情感得到了升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角色却只有十个，一改以往这类戏所依赖的戏路子，人海战术。戏剧的本质是戏，没有戏的创新，再另类，再先锋，再花哨，也如同一个人只在自己的衣服上下功夫，所有变化，皮毛而已。这十个角色，人人有戏，演员们因之也很满意。演父亲的老演员感慨之余跟年轻演员讲起了“那过去的事情”，说是有一年有一部戏全剧团的人都上去跑龙套，还不够，“我一个人得演八个角儿！八个角儿，换八套衣服，一句词儿没有。我老婆去看戏，看了一晚上，满台找我，找不着……”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来完成一部“抗洪题材”的作品，是因为在这次抗洪中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正是前方后方的情感交织和共同灾难中人们的不同命运。比如我和海辰，比如我和姜士安。我把那所有情感、思索、感受都融到了《父与子》里。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授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三等功严格说不算是功，它是按比例分配的，每年每个单位都有占比例百分之多少的名额，就是说，你也可能是真行，也可能只是从瘸子里面拔出来的一个瘸得比较轻的瘸子。总之，跟嘉奖表扬差不多性质，拿到外面，没多少权威性。二等以上的功就不一样了，没有名额，只看事儿。比如我们这个系统，原则上规定必得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方可。搞体育的，搞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统统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行了，话剧，别说获奖，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样的国际奖项。我们单位很多人为此不平，我无所谓，局外人，即使有一天上级对我们单位网开一面，那二等以上的功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就像英雄、劳模、国家领导人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一样。有一次去一个由转业军人开的餐厅吃饭，进门左墙赫然挂一条幅：军人二等功以上功臣八折优惠。看看，功臣！我哪里有一点点可成为功臣的素质、品性、个性了？却不料有一天这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还就砸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叫我晕头转向，很想找个人说说，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谁能够让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并会理解并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拿起电话本来，依次往下往后翻，想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当是我军人出身的父母，父母不在了，连应该寄给他们的立功喜报，组织干事因无处可寄，都干脆给了我；也没有爱人；还不能逮着个人就说，弄得不好报喜不成反倒给人家添了堵。……这么想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对父母的怨艾，他们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为什么就不能多陪女儿一些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擦着眼泪，暗忖，没人分享的幸福有时还真的会变质成痛苦啊。
我把二等功的绶带挂在对着大门的镜框上，等海辰放学回家。海辰回来了，朝那绶带瞥了一眼就要进他的房间。我拽住他。
“这回是二等功……”
“噢。你什么时候立一等功啊妈妈？”
“等我死了、残了的时候！”
“那就算啦。”
我看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头空得难受。就是那天晚上，海辰睡着了后，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听到是我电话中他显得非常高兴令我信心大增。我开始跟他说我的事，说话剧的内容，说观众看话剧的情景，说得奖，说立功，絮絮叨叨。他在那边静静地听，有好长时间一点声音没有，连“嗯”“啊”的声音都没有，但我感觉得到那是由于他过于集中精力听的缘故，听得津津有味的缘故。当听到二等功时他叹道：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