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一千元在当时相当于彭澄一年的工资，彭湛两年的工资——和那句祝言所引起的对于彭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明亮记忆恍若隔世。那时彭澄她们已由云南撤回了四川驻地，在云南时我们说好她一撤回后方就休假，先回兰州，再去北京；后来又说十月份再休，看看十月的北京。但目前看来这个计划怕要落空，她们有可能得去西藏，历时一年。信中她说：“听说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冲突，有了一些小的战斗，今天我上中午班，一进科室就听说要组织赴藏医疗所。刚开始我还觉得去不去无所谓，经大家一说，是去不得呀！一是西藏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没有青菜。二是地形险恶，翻车事故不断发生，你说云南路险，她们说比起西藏，云南乃一小巫，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首先这两点就不像去云南那次，还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三是参战一年就是二十三岁，再等到那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黑皮肤红脸蛋恢复过来，又得一年，二十四，终身大事为此就要推后两年考虑，黄金时光已过。据说我们医院要组成一个一百床位的医疗所去西藏察隅县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电，用不上电灯，看不成电视，如果大雪封山，几个月看不到信和报纸是常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科将去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估计我又跑不了。不过他们又说这只是小道消息，但当大家问院长政委时，他们都笑呵呵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嘛。’唉，回想我的当兵生活就像游民。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夹江，夹江到云南，云南到夹江，这回又要从夹江到西藏……”
彭澄所在医院隶属成都部队，与成都部队辖区接壤的国家较多，俗称“邻国”。“邻国”和老百姓过日子所说的“邻居”是一回事，挨得近了，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有时相互走动走动，串串门儿，说说笑笑地就能把事情解决了；但也有一些事很难解决，这时两方中间只要有一个不讲理的，或性子急的，就得动武，到那时，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了，所谓胜雄败寇。通常，一个家的“拳头”是身强力壮的男丁或这家所拥有的权势，而一个国家的“拳头”就是军队了。国家指哪儿，“拳头”就得打哪儿。因而当兵若当在了需要跟诸多邻国打交道的部队，“生活就像游民”不足为奇。关于赴藏一事，彭澄信中最后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如果真去了，十月份就休不成假了，就去不成北京了。她说她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国庆节，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是她唯一的北京亲戚。
我给彭澄回信，开了无数个头，终是没能写下去。不想跟她说我这边的不愉快，不愿她不愉快，深知我和她哥哥的婚姻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不说不愉快，就只有说套话，费劲而且无味。于是就想，过些日子再写吧，等情况、心情有所好转，等现在成为过去时再写。我对我的婚姻仍抱有很大希望，决心以我的积极努力去经营好它。
“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我带冉回家。我不知他为什么非要回家，那个空旷、清冷、毫无生气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吸引他？问他。他的回答是：“我要回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我待在一起觉着没有意思。我也是。但我是大人，可以克制，可以掩饰，也需要克制，需要掩饰，孩子则不。路过大院门口，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主意：仍是不甘心，仍是想让彭湛再睡一会儿，我们这个家将来就靠他了。
“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我要买彩笔！”
“好！”
“买方便面！”
“好！”
彭澄寄来了一千元钱。钱是人的胆。刚一出大院门，融入人车滚滚的街道，冉就把他的一只小手塞进了我的手里，小手很软，很暖，我握住它，那温软的感觉由手掌直抵心里，我不由扭脸低头看冉，小小的身子，小小的影子。
这天是星期日，街上到处是出来采购或闲逛的人，明亮的阳光下一片熙熙攘攘。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醒目地坐着个单身长发女子，背对我们，薄薄的肩胛，细瘦的腰身。冉挣脱我的手跑了过去，片刻后跑回来，告诉我：“她哭了。”停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和她妻子吵架了。”这里的“妻子”应为丈夫，到底还小；这么小竟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足可见生活的烙印。冉从不跟我提他的妈妈。他叫我阿姨，对我不多么亲近但也看不出明显敌意。不知他知不知道我的出现跟他妈妈的消失之间的关系。他不说，我也不问。不想利用年龄、经验的优势去套小孩子的话，那未免卑鄙，就我和冉这对人物关系而言，还要加上残忍。再者，我也怕，怕正视，面对这样多变无绪的纷乱，闭着眼过最明智。